二是建设用地，主要包括宅基地，乡（镇）村企业用地，乡（镇）村公益事业用地，乡（镇）村公共设施用地。

联邦党人认为，美国宪法最重要的一项原则是共和主义的联邦制。由于保护了获取财产的各种不同才能，立刻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和各种各样的财产占有情况。

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他们决意保障他们为了抵制多数的突发性冲动而建立起了种种制度。麦迪逊指出：在联邦的范围和适当结构里，共和政体能够医治共和政府最易发生的弊病。麦迪逊也认为，民选的代表们可能会天生具有更自私的动机。汉密尔顿选用这个笔名表明了制宪者的良苦用心。

不同的党派和利益集团愈少，发现同一党派占有多数的情况就愈多。联邦党人认为，司法审核是宪法的一个必要的当然的组成部分。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和行政变革的强烈诉求。

司法权地方化导致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加剧了地区间的经济封锁和市场分割,妨碍了国内统一、公平、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其次，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限定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限度，要求财政分权必须保证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的控制和监管。即使如此，我们仍需认识到单一制框架内的地方自治同样具有重要的宪法价值，特别是目前直接选举的层级有限，并由此造成的合法性倒置（地方政府由于直接选举而获得比中央政府更强的民意合法性），此时通过宪法解释和制定基本法律的方式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就十分必要了。经济权力的扩张，改变了地方在国家结构体系中的法律角色，使地方由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附庸转而变成了代表自身利益和经济独立性的法律主体。

[26]王旭：《遏制司法地方化倾向》，《红旗文稿》2001年第19期。就此次改革的短期成效而言，显然达到了其预设的目标：首先，基本廓清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的配置，从而为建立制度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财政基础。

换言之，唯有自给自足，方能有独立的法律人格。[2]良性违宪的观点认为，改革虽然违背了当时的宪法条文，但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可称之为良性违宪。这意味着，虽然财政分权会形成地方财政的相对独立，但是仍从根本上受制于中央管控。而地方事务事关公民切身利益，因此他们更有参与动力。

[4]而事实上，我国宪法中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条款并不多，其中最为直接的规范即为两个积极性的原则规定。中央与地方在财政包干、外汇分成、企业承包等各种经济利益分配上，越来越多地通过协商谈判确立。而宪法变通的观点认为只要地方改革试验符合人权保障的原则，而且没有损害任何全国性利益，即便其合法性乃至合宪性存在疑问，地方试验仍应受到宽容。  注释: [1]其中争议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国企改制和物权法是否违宪的讨论，深刻彰显了转型时期的制度张力和人心安顿问题。

其中逻辑关系是非常简单直接的：决定一个社会公民是够有参政的热情和要求，主要不是公民的受教育程度，而是经济利益。有学者通过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新兴高新产业和工业园区等实例的考察，认为迫于内外部压力而进行的财政分权以及其他相关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保障公民的迁徙权，使得公民可以通过自由迁徙选择优质的地方性财政体制，形成地方财政体制的竞争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博弈中以复数出现的地方政府并非统一整体，而是各自为政且利益冲突的个体，因此单独的地方政府很难真正改写既有格局。

[12]张千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中国经验、问题与出路》，《政法论坛》2011年第9期。法国虽然实行一定程度的财政分权，但是中央政府具有完全的主动权：法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半数来自中央拨款，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十分有限。由于分税制改革事实上加强了中央的财政能力，将大量的资源与财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自身并没有如此大的支出需求。其次，在财权划分相对清晰的前提下，事权划定却相对模糊，导致中央与地方权力矛盾不断加深，财权与事权的统一性问题，集权与分权的平衡性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一方面，通过横向分权控制纵向分权，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对于预算的审查权、建立统一的司法审查机制、行政科层的管控的方式，保证单一制体制下的财政分权。[22] 事实上，随着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多元化，特别是土地财政的兴起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形成了地方财政与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内在紧张。

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控制，是运用最原始（短期来看亦是最有效）的方式来进行的，即通过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的人事任命来实现的——这种非制度化的方式不仅无法实现地方的长效治理，而且从长期来看其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在事权的划分上，又通过科层制的管理体制将行政目标逐级分解下放。

同时，横向分权与纵向财政分权互相牵制，体现为复杂的权力博弈形态。地方自治团体既是兼含经济性活动的政治组合，其需有独立的财政体系，才能在某方面自给自足

该类行政主体与作为行政机关的行政主体的区别在于，它只不过是属于分担另一类行政活动的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机关而已。根据《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的规定，承担行政事务的主体，只要符合两项条件中的一项，即①根据相关的设置法规定，理事长等人的职位由大臣等任命的，或②由政府出资的法人，即构成独立行政法人。

只有在主体方面与前36 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具有类同的性质，或在活动方面与前36 条规定的行政机关的行为活动具有类同的性质，那么，可以理解为第37 条的主体或行为是前36 条规定的行政机关或政府活动在实质意义上的延伸（ 或者是广义的政府或者政府活动）。再次，是公共企事业单位在完成上述职能时涉及到的财政、公共采购等方面的信息，这涉及到与上述活动相关的行政运行是否合法的问题。[30]其制度基础可以设定在我国宪法第47 条前句等方面的规定上。其次，必须公开的信息为福利行政方面的给付标准，这涉及到社会公正的基本问题。

http: / /law. china. cn /features /2011 － 05 /03 /content_4171098. htm。由于在至今为止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认定方法方面都是从行为法入手的，需要具体地寻找到法条上的明文规定，因而无法直接解决《条例》第37 条中的认定方法问题。

其次，过程中意味着信息不仅仅局限于表现为显示于外部的最后一个环节，而是与此活动或行为相关的整个过程所涉及到的信息都纳入该条的规范范围。其三，与组织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不同，企事业单位本身具有自身的经营业务范围，即属于企事业单位私的范围。

诉讼涉及到的内容有多项，除了被告是否能适用《条例》之外，还涉及到被告是否属于信息的适格发布主体等事项。其二，企事业单位意味着该单位本身并非组织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而是因其承担的任务和从事的活动具有公共属性而成为《条例》规范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区分则是一个需要在今后的适用过程中，尚需通过积累案例来逐渐进行明了分析研究，在目前阶段的研究中，只能就此设置法律解释的思路。[8] 因此，从上述内容可见，避开行政组织法的角度，从行政行为法的角度而言，第37 条的内容应该是规范与前36 条相关，在广义上也属于政府活动范围，只是其处于前36 条的行政机关主体尚无法涵盖范围之外，即活动主体并非组织法意义上的主体（ 非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活动。究竟如何在法理上引导出具有实效的可以实际应用的规则，目前尚缺大量的基础理论研究和行政及司法实务，尤其是判例的基础性积累。[25]但1983 年的判例则从狭义的方面定义了营业秘密，将此定位为使用于商品的制造、设计、合成、加工方面，具有技术革新或通过相当努力取得的成果等具有秘密的商业性价值的规划、制造方法、工艺或装置，其强调了与生产工艺之间的直接关联性，因此，在政府契约中投标人提出的价格信息则不被包含在营业秘密范围之内。

加拿大的《联邦信息获取法》也在行政机关的定义中，包括省之外的组织。第一部分是以行政机关为规范义务主体，由前36 条构成。

总之，此一判决虽然是我国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极为有限的事例，但其所表现的意义十分重要，至少其标志着将在组织法上虽然不能归入行政机关范围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适用第37 条时，可以与行政机关在主体定位方面同等对待处理。要创新公开形式，拓展公开渠道，完善公开制度，全面提高公开工作水平。

对此判决的研究参见前引⒂，王军文，第8 页。该规章除了对应《条例》前36 条规定了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事项之外，还专设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一章规范企业的相关信息公开事项。